首先交代一下背景,1960年,当时一个个人每月工资才30块钱!
一个叫做赵全一的35岁青年,手持一张有周总理签字的白条,就让银行行长给他提款20万元。当时钞票是10元最大的面值,所以20万给他装了两麻袋,赵全一用自行车驮着两麻袋人民币回家了。

当年三月,正值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首次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召开,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,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待了一位身穿灰色呢大衣、手提公文包,气派非凡的“干部”,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来给行长送急件的。银行工作人员见到他拿出印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”字样的信封,落款是国务院“总理办公室”,并用毛笔正楷写有“速送(限下午五时四十分前送到)”和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”字样,见此情景,银行工作人员便毫不迟疑地在来人的“发文簿”上签收并随即送行长办公室拆阅。而这个人在办事员签完字之后,步履从容地走出了人民银行的大门。而这位前来送文件的“同志”,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去复命,而是转头走向了不远处的民族饭店。
而此时的人民银行,也因为这一封突然到来的信件炸开了锅,本是下班时间,而当时的行长又不在,本应该行长亲启的信件,因为事态紧急,只好由值班的行长秘书打开,这一打开可不得了,里面是啥?是周总理对主席办公室文件的批复!

周总理批复内容如下:
总理: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,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,有中外记者参加,拍纪录影片。主席嘱拨一些款子来做修缮寺庙用,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。根据以上情况,拟拨给15万~20万元,可否,请批示。
报告下面空白处有竖写的“周恩来”签名和“三月十八日”字样,其左边空白处有批文:“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。”在签名右边也有批文:“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,1.要市场流通旧票,2.要拾元票,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。七时必送到民族饭店(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)赵全一收。”
行长秘书一看,这还了得!这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!他再仔细看过批复的文件,因为周总理经常会给国务院下属单位下批示的缘故,而且作为行长秘书,总理的字迹,他认得!但是,信件中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,他有一丝怀疑,不过转念一想,既然是“行长亲启”,又是关乎民族团结的大事,这显然是“秘密行动”!于是最后一丝的怀疑也被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冲散了。
秘书当即拿起电话拨到了发行局,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:“半小时以内,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,对,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!什么?手续?你们先准备现钞吧,注意,要旧票,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放款通知!”此时,距离要求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一个小时。
秘书此时挂了电话火速找到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,并把刚刚发生的事情汇报了一遍,王副局长认真看过后问道:“20万元,不是个小数目,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?”他刚想去核实情况时,电话突然响了,谁的电话呢?“喂,我是总行计研局,是,,,,我们正在准备!7点前一定准时送到!请转告总理放心!”至此,王副局长也没有了疑虑,他马上通知了发行局,发行局的同志坐上车飞奔向人民银行北京分行,北京分行的同志一听是总理的安排,火速到金库里提取了旧的现钞,当时最大面值才10元,20万最终装了两个麻袋!
此时,三位同志,肩负着“秘密使命”来到了民族饭店,紧赶慢赶,总算在7点以前送到了,而此时早已在民族饭店守株待兔的“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”正默默注视着几位来送钱的同志:“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,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?款子带来了吗?”负责送款的同志看到干部气派的赵全一问道:“我们没有误事吧?”赵全一指着墙上的挂钟说道:“很准时嘛,款子带齐了吗?”同志点点头:因为都要旧票,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,你看,整整两麻袋呢!赵全一这时拿出了一张盖有“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”的信函,信函上写道:
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。
此致
中国人民银行
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
总理办公室

送款子的同志便让赵全一打个收条,只见他拿出随身的笔记本,随手撕下一张写了个白条。这位同志不放心,“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?”毕竟20万啊!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,20万无疑是一笔巨款了!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!但赵全一笑道:“这信函上不是有公章了吗,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给带回去吧?”那位同志拿了介绍信和收条,离开了民族饭店,正充斥着完成任务的喜悦,而他们不知道的是“赵全一同志”也是如释重负,把两麻袋钱装上自行车,悠哉悠哉地消失在了街头……
至此,新中国第一个金融诈骗案就此落幕,而这个“赵全一”本人为外经贸部的王倬,这个人对体制内非常熟悉,能有机会模仿总理的字迹和单位的公章,并且对体制办事流程很熟悉,王副局长接到的那个关键时刻的电话,也是这个王倬在民族饭店以总理办公室的名义打的。
所以,老话说最坚固的城池都是从内部攻破的,最天衣无缝的骗局,也只有“自己人”做才能瞒天过海。